王德威教授：姜貴絕非等閒的反共作家！ @ 小王子的編輯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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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陽》將情欲的兇險、政治的無常、家庭的瑣碎、革命的高蹈合為一談，使全書不再是一個「乾淨」的歷史小說。

王德威教授◎文

雖然姜貴在四○年代曾嘗試過小說創作，但他一直要到移居臺灣後，才真正成為專業作家。我們今天讀他的作品，也許會輕易的將其歸為老掉牙的「反共小說」之流，事實不然。姜貴的小說雖毫不掩飾批共反共意圖，卻較一般的口號文學複雜太多。

姜貴的《重陽》寫的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夏寧漢分裂與清黨的往事，以革命青年的歷練與墮落作為情節骨幹。故事中的主人翁洪桐葉是國民黨先烈之後，因家道中落，淪為上海法國洋行買辦的學徒，工作辛苦，所得卻不足以養家。適值洪母染病，告貸無門。一神秘青年柳少樵即時出現，為洪解圍，兩人遂迅速成為好友。柳實乃共產黨徒，他藉此機會不只是吸收，更是吸引了洪。洪柳二人所發展的同性戀關係是《重陽》的一大主題。對姜貴而言，洪桐葉尾隨共產黨人，非但是意識形態的墮落，也是身體欲望的墮落。

《重陽》的重心是武漢國共聯合政府轄區內，種種驚世駭俗的事件。洪、柳以協助北伐的名義來到武漢，柳搖身一變，成了政府中的左派小頭頭。他策劃工運婦運、鼓動罷工搶糧，無惡不作。柳同時也是淫邪的雙性戀者。在洪桐葉外，他迫姦了洪母及洪妹，最後又搭上了自己原配妻子的女佣白茶花，一個醜陋的大腳婦人。柳與白這兩人一搭一檔，為所欲為，直把武漢鬧得一無寧日。國民黨實行清黨後，武漢大亂。洪在亂中為柳謀殺，而柳則與白茶花逃之夭夭。

姜貴把政治情欲化，或把情欲政治化的傾向，在《重陽》的第一章即可得見。洪桐葉受僱於法國商人為學徒，不僅為公事疲於奔命，還得為老闆夫婦整理家事，清洗污點斑斑的褻衣。洪後來更受命學習修腳術，好為太太服務。日久生習，洪竟對老闆娘的腳，產生愛戀。修腳不再是苦差事，反成為滿足他性幻想的古怪儀式。姜貴對戀足癖的描寫，並不僅於此。《重陽》中另有一名英國無賴，專事對中國婦女的纏足風，大事蒐奇。而我們也記得，小說中的首惡柳少樵迷戀白茶花，不為別的，竟是為的她那一雙既大且扁又跛的天足。

柳少樵吸引洪加入共產黨，不僅介紹他看馬列宣傳書報，也同時附贈性學博士張競生的《性史》。政治的墮落必須與性的墮落等量齊觀。姜貴牢牢抓住這兩者的對應關係，在《重陽》中發展了一複雜多姿的象徵體系，為現代中國小說所鮮見。對姜貴而言，我們的身體正是禮教與意識型態最後的戰場。性氾濫及性扭曲反映了整個社會法理制度的崩潰，而其後果的恐怖，十足駭人聽聞。小說開頭的戀足癖描寫只是熱場戲而已。之後虐待狂與被虐待狂、通姦、強暴、同性戀、窺淫癖、暴露狂、穢物癖，乃至（嘲仿式）亂倫的例子，處處可見。在一個道德政治混亂的時代裡，沒有一個人能潔身事外，而女性所受的禍害，尤其慘烈。書中所有的處女角色都喪失了她們的貞操，而尼姑、寡婦、丫頭等「被壓迫」的女性，又都被強迫參加擇偶大會。武漢政權以解放婦女為主要號召之一，但在柳少樵這幫人的導演下，卻演出了仇視蹂躪女性的瘋狂嘉年華會。

是的，在無所忌憚的原始欲力指使下，《重陽》充滿一種反常的亢奮狂歡氣息。姜貴對大革命的看法是群醜跳樑，倒行逆施。姜貴同期的許多反共作家，也抱著同樣輕蔑嫌惡的態度來看共黨革命，但少有人如姜貴般，寫出共產這個「玩笑」中的殺機，革命這場「胡鬧」中的血腥。他的主要角色，個個如上了獸欲之弦的機器人，橫衝直撞，絕不稍歇。當政治激情成了畸情，革命也真成了要命的遊戲。

由這一觀點來看，柳少樵是個極成功的反面人物。柳原出身世家，自響應革命大業後，他的作為即極盡驚世駭俗之能事。新婚之夜，他強暴了新娘，之後即棄如敝屣，反與女佣白茶花戀奸情熱。柳愛女人，也愛男人。他與洪桐葉一度難捨難分，食同桌、寢同床。但洪犯了錯，柳卻大事體罰，彷彿在凌虐中，又另得快感。這段感情並不能阻止柳對洪母及洪妹的覬覦。兩位女性先後為柳所強姦。柳少樵其貌不揚、憊懶下流，但姜貴卻看出其人的無窮魅力，引得了一群又一群的角色，如飛蛾撲火般甘為其役、甘為其亡。武漢政府垮臺時，共產黨徒四散，柳也適時結果了洪桐葉一命。夏志清曾指出姜對革命家及色情狂一視同仁，因兩者均有絕難饜足的（政治或身體）欲望，對人生百態，卻殊少同情寬貸。觀諸柳少樵的行徑，信然！

《重陽》的書名指的是陰曆九月初九盛暑已過，秋風將起的時節。回望二十七年夏天的一場荒謬風暴，姜貴但願秋天能帶來冷靜與警醒。但秋風秋雨能不勾起姜貴蕭索蒼茫的感慨麼？除此之外，我也懷疑書名影射了書中兩個男主角以至兩個政黨的畸戀關係。《重陽》者，「重」「陽」也。對姜貴而言，洪柳的關係乖離常道，而武漢國共聯合政府也是變態的政治存在。

姜貴自謂是個保守的右派作家。然而細讀《重陽》，我們不禁要對他將政治色情化的寫法，暗暗叫絕。即便保守，他也絕非等閒的反共作家。他小說中身不修、家不齊而國不能治、天下不能平的論式，暗合古典小說常見的教訓，而走的路線卻是反諷托喻式的。就此我甚至要說姜貴的寫法提醒我們重審《金瓶梅》、《野叟暴言》這類古典誨淫小說的政治意涵。《重陽》將情欲的兇險、政治的無常、家庭的瑣碎、革命的高蹈合為一談，使全書不再是一個「乾淨」的歷史小說。這一將歷史庸俗化的舉動，代表了姜貴與歷史對話的激進姿態，也間接暴露了五○年代多數反共或擁共小說故作「天真無邪」的教條真相。